周朝政治 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权威诸侯纳贡

摘要：中央制度 西周分封制度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

中央制度

西周分封制度按照周制，大国诸侯有时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卫康叔为周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周司徒，都是其例。诸侯在其封国内设置的官制，大略与王室相等，还有军队各自成为一方之主。周天子对诸侯拥有较大的权威，诸侯还能听命纳贡。《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除贡纳外，还需朝觐述职，出兵从征。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有时还向诸侯国派遣监国的使臣，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

西周时期，周天子尚能号令诸侯，进入东周，周王室权威下降，诸侯多不履行对王室的义务。王室本身还要依附当时之大国晋、郑与卫，更不用提号令诸侯之事。周郑交质与“射桓王肩”，更让周天子之仅存之威严也亦丧失。然列国之诸侯在名义上仍为周王之臣属，除楚国之外，多无谮越称王之举。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为自己本国利益服务，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号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实则行扩张兼并之实。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诸侯国，仅剩20多个，其中最大者七，号为战国七雄。战国之世，除魏惠王、齐威王曾有朝周之举，然亦是作秀，其他诸侯国之国君已再无朝周之举。

世卿与世禄

周王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仅次于周王有师、保两大官僚。师、保即太师和太保，掌握朝廷的军政大权，并且为青少国君的监护者。这种政治上的长老监护制度，是从贵族家内幼儿保育和监护的礼制发展而来，并由此形成的一种官职。中央政权有两大官僚系统，分别为卿事寮和太史寮。

卿事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献中的“卿士”。《说文》云：“士，事也。”两者都称为寮，说明是当时的两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谓“三事”，是指王畿内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诸侯事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86-87]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马是掌军赋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狱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较低。又有“师氏”、“亚旅”、“虎巨”，是掌军旅的官。有“趣马”，是掌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官。“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长官，无论太师或太保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过。

太史寮

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

周天子驾六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其属官，根据《礼记·曲礼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称“天官”，这些官职来源可能比较原始，并且看作神职是有来历。六大之中，以太史为长。太史与太师、太保一样，都可称为“公”。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称为“公”。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职守中的多数与宗教事务有着密切关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职能在政权机构中逐渐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类的官职已不复见，这意味着政务官职机构的扩大、也说明西周王国的官僚机构有了发展。

封建制度“封建制”也称“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诸侯的社会制度，在“封建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诸王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即现代意义上的联邦的基础。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诸侯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袭。

宗法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井田制度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商时有文字记载，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为公田。而其实质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属于国家)。

礼乐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

编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制礼作乐的周公旦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国野制度国野之制在商代情形一般难以确定。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形，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 周初周公东征和武装殖民。

被封到齐国的姜太公周朝是由位于岐、渭至河洛之间的“小邦周”发展而来。成功取代“大邦殷”而有天下之之后，但势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所有的领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区，其民众与周人无论文化还是其他方面，都很不相同。为了进一步稳固控制东方之土，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同盟淮夷的势力。东征胜利后，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以“藩屏周”。周初这种分封，其实是一种武装殖民。这些重要的武装殖民据点主要有：齐、鲁、燕、宜(吴)、蒋等诸侯国.国与野。周朝所分封之贵族及其所率领的公社农民进驻新占领的区域后，首先是建立一个军事据点，这样的据点称之为“城”，也称之为“国”。

而“国”之外广大区域称之为“野”。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即乡遂之别。 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代的“国”和后来的商业城市不同，它对“野”没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其生计一般都要仰赖“野”的供给，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国野之分，亦带动国人与野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国人与野人同属平民阶层。所谓世卿，是指在天子或诸侯之下之世族世袭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权者。如周公之职，直到东周中期仍然为周公旦家族所世袭，同样还有召公一职。这种世卿制度与民族集团互为表里，世代执政本于氏族共治之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弃官，则族无所庇”。

掌政的世族都要尽量把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员是不轻易排斥于权益圈之外的。所以，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由宁氏” ，则是举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之亲戚就是传统大氏族的后代。周初东征之际，往往有的儿子在外殖民建国，有的儿子留守王室辅政，此即春秋时代随武子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三万五千人。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军队是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征伐和扩张的职能。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屡有提及。《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按此，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单位。与此相应的军事将领按《尚书·牧誓》所说有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说：“师氏见于彝铭者乃武职，在王之近侧，是则师氏之名取诸师戍也”。

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的诗句以及屡见于史书的昭王南征的事迹即其例子。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师克盨铭云：“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卫部队统帅的例子。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人。这些耕作的人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的人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仆人，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逐渐脱离了贵族的羁绊，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贵族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西周继续商代的传统，使用贝币，单位为朋。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只出现四次。这和《诗·菁菁者莪》“锡我百朋”的记载相同。朋数比商代所见为多。

金(铜)作为货币，也较商代更为流行。金文常见以金为赏赐，其单位为锊;还有罚金，数额多的达到三百锊;曶鼎记赎五人，用百锊。锊是重量单位，相当六两，另一说相当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西周中期以下的金文，出现有土地转让的事例，有的是交易或互换，有的是赔偿。前者如卫盉所记，矩伯以田为代价，从裘卫那里两次交换礼玉和皮币，交换以贝朋为价值尺度，田价分别为八朋一田和六朋多一田;或如五祀卫鼎所载，裘卫以五田换取邦君厉的四田。所谓“田”，均指百亩的一夫之田。后者如散氏盘所述，王因为攻击了散氏，被迫割让一部分土地给散。

为了取得土地转让的法律效力，交易者有时要向执政大臣报告，如裘卫的两次交易，都得到大臣们的允可;有时采取析券的形式;有时采取立誓的形式。土地转让时必须由双方人员到场。大量有关土地，称为“履”。确定了的地界，用封树的方法作出表识，加以记录，有时还要绘成地图。转让的契券，双方分别保存，并将副本上交官府收藏，以备查考。这种土地转让，尚未具备完全自由买卖的性质，但可视为后世买卖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