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盐商》正在热播 扬州盐商的由来 为什么扬州盐业发达？

　扬州盐商的由来？为什么扬州盐业发达？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

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在封建社会，盐课是政府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税源。中国古代的盐业制度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质不外乎专卖制和征税制两种。前者是由国家经营，寓税于价；后者是由商人经营，课税于商。但产运销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在这种严厉管制之下，盐商的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可以说政策就是盐商的生命。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的发韧和衰败，无疑都受到了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性影响。　　

　　扬州盐商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清朝初年他们并非十分富有，但淮扬作为自古赋税重地的地位，使扬州盐商得到了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极大支持，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一方面，他们受益于国家的引岸制度。当时清政府为了方便对行盐的管理，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区域，各区域所产之盐均按指定地域销售，而扬州盐商所在的两淮盐区，包括了江苏、安徽等六省的大部分地区，且尽是富庶之地，这为他们聚集财富创造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受益于当时在两淮盐区所实行的特许专商制度。

即政府授予若干资本雄厚的大盐商以贩盐专利，由其总领盐引，普通盐商不直接享有贩盐专利，而是必须先向政府特许的专商购买盐引，才能承引纳课并购盐贩运，其所纳课由专商代缴，一切经费亦由专商摊派。客观上造成了专商对盐的贩运和销售的垄断，获取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扬州盐商由盛而衰，尽管也有战争等诸多因数的集合，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府对两淮盐区盐业政策的改变。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起，清政府在两淮盐区逐渐取消特许专商制度，开始推行盐票法，即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扬州盐商是具有“官商”身份的特权商人，凭借海盐运销的垄断特权获得巨额的垄断利润，但他们深知国家之所以会给予这样的政策，是因为扬州的盐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撑，只有持续不断地给国家创造税收才会有政策，而只有有了政策也才可能有自己的利润，因此，他们决不与中央政府争利，而是利用中央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根本动机，一方面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盐税，一方面为自己攫取丰厚的利益，同时，他们出于利益需要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报效国家，或是直接报效皇帝，以此获得政府更加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深谋远虑之举。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盐商江春捐二百万两银子“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极感军饷匮乏，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有时他们是间接回报政府即为地方做好事、促进地方稳定，如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时，盐商们“聚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等。

在扬州盐商们看来，这种“报效”或“乐输”是一石数鸟的好事，一方面可以取悦最高当权者，使之放心于地方的安宁和盐税的有保证；另一方面，可以与政府特别是盐务主管部门保持良好关系，以便于争取更多政策。同时，对公益的建设，如水上航道的疏浚和维护等，也利于其盐船的通行。当然，这种“报效”并不都是扬州盐商们所心甘情愿的，但客观上他们的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使政府在决策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和感受。

　　除热衷于报效国家之外，扬州盐商还不吝投入，大力结交当权者，与当时的统治集团高层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乾学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大盐商安麓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为了给乾隆南巡修建临江行宫，就耗银二十万两，大盐商江春曾代表两淮盐商六次招待皇帝，两次恭贺皇太后生日，还参加过皇帝所邀请的“千叟宴”；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七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经营的大公盐号就是淮盐运商中的巨户。这些人物中，有的直接左右全国的政策，有的与当权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影响国家盐务的决策。两次川盐济楚之后，最终都恢复了淮盐在楚地的引岸，不能不说与扬州盐商所联系的政治力量有极密切的关系。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膨胀，盐商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与当权者建立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其决策，而是希望进入统治阶层，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